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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符号的研究与治理

?乌鲁木齐米东区人民法院法官,西北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乔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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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法修正案(九)》首次将恐怖主义与极端主义的符号纳入了刑法规制范围。通过解构相关知觉符号与其本来意义之间的特殊关系,可以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相关符号是极端主义思想的外在形式和物质载体,具有特殊的精神意义,既是暴恐分子所欲利用的感觉材料,也是极端思想传播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对恐怖主义与极端主义符号互动关系的准确认知将为我国的反恐和去极端化工作打开全新的领域。故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必须对恐怖主义与极端主义符号保持警惕,弄清其危害的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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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符号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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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造成特定社群成员“自我”意识的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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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自我”意识的形成必须依赖于各类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群体。当个体思维和行动与其所从属的有组织的社会群体在合作性社会活动中采取的行为模式保持一致时,就能发展出明显带有该组织印记的“自我”来。与此同时,特定的社会组织也完成了对此个体成员在思维过程上的控制。当该成员开始采取这一社会群体普遍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时,也就完成了对特定社会共同体的认同。恐怖主义与极端主义符号在个人与群体互动过程中潜移默化的影响,使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思想深深扎根于特定的群体思维之中,对个体和群体“自我”意识的形成都产生极大影响。在特定的充斥着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思潮的群体中,群体社会活动形式不但会体现出高度的组织化程度,而且会形成制度禁锢群体和个体的思维方式。从而延伸出的群体行动或者个体行动即便极具攻击性,只要该行为能被共同体所接纳,就会被认为是在进行适当的、符合社会共同体集体要求的活动。若该行为属于恐怖主义或者极端主义的行为,则就会与其他社会群体发生激烈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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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造成特定社群与外群间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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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怖份子与极端份子为掩人耳目,从而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往往将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服饰、标志与民族、宗教符号混为一谈,造成在公众认知上的障碍。从深层次上讲,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符号的应用会进一步导致族际之间或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群体符号边界的确立和扩大。当行为人将自身与拥有共同心理特征的群体放置与同一社会范畴时,该“社会范畴化的结果就是依照特定的品质或维度型塑我们—他们(我群体—他群体、内群—外群、局内人—局外人)之间的群体符号边界,同时也导致种种的内群偏好(in-group favoritism)和外群敌意(out-group hostility)。”而这种对不同文化群体的敌意,也会成为恐怖行为的最初原因,以及族际冲突潜在的导火索。如不禁止这种由宗教极端主义引发的自发的社会范畴选择,必然会在文化上产生与世俗化的社群传统对立,造成部分群体的自我认知迷茫,破坏民众对普遍的社会共同体的认同。这种群体符号强化了对于极端群体的集体归属感和狭隘民族主义的自我认同,此类具有特殊文化象征意义符号的应用会进一步导致族际之间或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群体符号边界的确立和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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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造成特定社群成员对国家认同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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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体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基于“自我”观念的形成逻辑,总是倾向于与自己具有相同特征的社会行动者进行互动,并借此找到自己在社会中或群体中的位置,并由此与群体成员形成对“我群”的某种共识性评价。若这种评价属于排他性的情感,就会形成与“他群”的符号边界。当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等非正常因素介入后,宗教极端主义的排他性的本质开始显现出来,不断挑战共同价值观,当这种价值共识被打破后,社会群体之间的稳定互动模式也随之被打破,在一国之内维系不同群体关系最重要的因素即国家认同也随之被影响,此时不同群体间的冲突随时会发生。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说宗教极端主义是诱发恐怖主义的重要原因。刑法对极端主义符号规制,就在于该类符号强化了“信徒”与公民身份之间的选择困境,企图通过群体符号边界的确立与扩大,将对宗教极端主义的认同绝对凌驾于国家认同之上,而这不啻于一种强迫他人以外在形式来变相宣扬宗教极端主义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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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符号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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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准确界定民族、宗教符号与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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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阶段,对于正常民族、宗教符号与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符号的区分尚不明确。相关概念缺乏权威界定,其核心内涵的不确定性,导致犯罪边界的不明确,地方司法机关若稍有不慎,就会使去极端化工作或无法面面俱到,以致疏漏;或反应过度,将部分行政违法行为纳入犯罪中,从而矫枉过正;或造成各地法律适用上的不统一,导致公众无法准确预见自己的行为后果,引起公众认知上的困扰。为了能够有效打击极端主义犯罪,维护社会秩序与人民利益,我们有必要对极端主义犯罪做深入分析,明确其概念和特征,进而有的放矢,作出刑法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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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营造良好的符号互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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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犯罪心理的研究必须在一个习得或相似的社会背景中进行展开。人类行为的发生往往是某种行为在社会互动中得到强化的结果。个体通过社会活动进行社会化时,总是脱离不了其所处的具体社会环境的影响,社会化的结果总是会带有一定的社会印记。一方面,在社会化过程中,个体对社会化要素的选择并非是完全独立自主的,个体无法对先赋性的社会环境因素进行自由的选择,先赋性群体资格必然影响个体的社会化进程;另一方面,个体即便脱离了先赋性的社会环境,其选择范围仍受到现存社会环境的限制,在确定的社会环境之中,个体只能选取事先给定必要的材料作为其内化的内容。在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符号出现的社会环境中,若其所承载的意识形态因素成为一种社会共识,必然会对身处其中的个体产生影响。故治理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必须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从而加强有利因素的互动,减少不利因素的不良影响,其中符号的选取极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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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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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体并不仅仅是环境刺激的被动接受者,而是“会能动的赋予环境刺激一定的意义,进而成为有动机的积极行动者”。这种对个体所处的社会化环境的主观性认知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个体的行为选择,进而影响社会化的过程。因为个体在作出行动决定之前,总会对其遇到的社会情境予以适当的解释,以便理解外界的信息,并对此作出相应的反应。所以情境的定义更多的是一个个体的主观价值判断。一方面,因情境定义与个体经验密切相关,而个体之间必然存在主观上的认知差异性,这也必然导致解释结论的差异。另一方面,个体经验本身即是一个建立在自我认知基础之上的主观性感受,虽然这一感受来源于客观世界,是对客观世界具体内化的体现,但在解释情境时却需要进行主观上的选择。在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符号的问题上,必然也包括了个体对该种情境的选择性解释。个体的认知是否正确就关乎社会情境的解释结果,并影响社会事态向何方发展。故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帮助社会行动者树立良好的价值观念,对于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符号治理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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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推动美好生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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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以来,人类从自身需求出发,通过科学技术改造自然以满足人对美好物质生活之幸福价值与美丽价值之诉求,通过维护权利以实现对美好交往生活之正义价值与和谐价值之诉求,通过自我改造心智与心灵以达到美好精神生活之崇高价值之诉求。在边疆稳定与发展的语境下,落实好美好生活价值理念,就是要在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满足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的更高要求,顺应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日益增长的需求。其内在结构中必然包含对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进行根本治理的内容。治理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就是从人的需要出发,通过美好生活建设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的矛盾,彻底铲除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滋生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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